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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相较于《洼地》和《遗言》这两部扛鼎之作,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首部作品《糖果店主》显然未受到批评界应有的重视。其实,该小说蕴藏的丰富主题不断显现于他日后的作品中。本文从分析小说主人公威利·查普曼的人物形象入手,着重探讨他所体现的交换意识,进而阐释斯威夫特对人性与现代社会的深邃思考。如果说“模式”是查普曼行事的一大特性,那么“交换”则是他处世的另一主要特征。在他身上,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换是模式的基础和保证。 
　　关键词: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糖果店主》　交换模式 
　　 
　　以《洼地》和《遗言》傲立于当代英国文坛的格雷厄姆·斯威夫特,近年来受到国外文学批评界的持续关注。然而,相较于这两部扛鼎之作,他的首部作品《糖果店主》遭到了明显的冷落。其实,该小说蕴藏的丰富主题不断显现于作家日后的作品之中(Lea 17),而其中的主人公威利·查普曼也成为斯威夫特笔下众多人物形象的范本。因此,研究《糖果店主》和查普曼对整体理解斯威夫特及其作品大有裨益。本文试图从交换模式这一视角切入,对该作品进行初步的解读。 
　　 
　　一 
　　 
　　在国外出版的论著中,“交换”作为《糖果店主》的重要主题之一虽然也有所提及①,但尚未对此展开深入探讨。不妨说,“交换的模式”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查普曼得以体现的。查普曼沉默寡言,阴沉滞拙,按部就班,死死恪守种种微小的社会传统(Lea 17),生活于他“每天都有其固定的模式”(swifl 25)。可是,如果说“模式”是查普曼行事的一大特性,那么“交换”则是他处世的另一主要特征。在他身上,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换是模式的基础和保证。遵循模式、排斥变化和任何不确定因素,是他期盼和依赖的。然而,在人类社会中,总是有那么多不确定性,而惟一不变的、可以确切掌控的似乎只有“物”,只有与之相关的“交换活动”了。在他看来,你给予,我接受;我给予,你接受——公平且简单。可以说,他的模式化生活绝大部分属于“交换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他将自己的“模式”系统建立在了交换的伦理基础之上。 
　　小说中充斥着一系列“交换”的隐喻,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查普曼与艾琳的那场看似荒谬的婚姻交易。他们之间的婚姻是一场交易:她用一家糖果店,一个女儿,以及所有的责任来换取查普曼扮演丈夫角色,构筑一场“没有爱”的婚姻。这就是一场交换,一场影响他们一生的交换。对于查普曼而言,在他接受婚姻这个生活模式的同时,他也接受了这个模式中的“交换”。在这个模式中,一切都是围绕着商品式的“物质交换”而展开,情感从人的生活中被完全摒除了。因此,在这次婚姻协议之后,查普曼身上所表达的“交换”特性愈发凸显。 
　　他生活在一间充斥着“交换”影子的房子里。里面的一切,包括“家具、陶瓷、玻璃器皿、被单和枕套”,都是婚姻交易中艾琳所提供的价码。即使是艾琳后来所添置的瓷器水晶等装饰品,也丝毫不含有任何感情烙印,而只是“投资”,另一种物质上的交换。正如艾琳所反复强调的,这些东西会“升值”,能够“保值”,可以换取更大的物质利益。 
　　这种物质上“交换”环境的营造,加上艾琳在认知意识上的不断提醒、监督,使得查普曼渐渐将自己完全纳入婚姻这场交易中,进而纳入整个“交换”环境和模式中。艾琳总是不停地提醒他“扮演好你的角色”,而这正是她交易内容的一方——一个扮演不谈爱的丈夫角色的演员。她安排好他一天的行程:起床,吃早餐,告别吻,上班,下班,在餐桌上向她汇报、整理账簿……因为那是角色的固定戏码。“每当他反抗、逃避、讨厌这些时(不过这样的事很少发生),她就会发号施令,鼓动他,激励他,让他生龙活虎起来……”她会警示:“演好你的角色”(11)。即使当查普曼提出要在店内出售玩具时,她的肯定也并非出于情感上的顺从,而被目为“是否能赚钱”这一交换的条件。她的视线时时追随着他,总是传递着那份警告与提醒,使他不得越矩一步。这种来自外界的提醒,渐渐在查普曼身上得到内化,所以多年来他一直不断提醒自己“演好自己的角色”。这种角色扮演意味着对于某种模式的坚持,同样也是对于婚姻这场交换活动的实践。 
　　女儿多萝茜的出生,成为这项交易中的又一个筹码。“她是艾琳……所付的象征性钱币”(winnberg 77)。她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查普曼,他与艾琳之间存在的这场婚姻交易。她刚出生时,查普曼就意识到“(多萝茜)只是在这场交易中一方所付出的价钱”(11),而他则是这场交易中的另一方。这种持续的心理暗示和身份定位,渐渐扭曲着他的自我认知。他逐渐迷失了自己作为“丈夫”的一个“人”的身份,而执著于“丈夫角色扮演者”的身份。因此,当库珀太太来店时,他“自命不凡地挥舞着自己的双手……这与其说是出自某种骄傲,倒不如说是某种想不负她望、毫不退缩地扮演好自己角色的急切愿望”(122)。事实上,对于这种“角色”定位的坚持,正体现了他对自己的物化——将自己视为交换中“物”的因素,用物的交流代替了活生生的人的情感交流。 
　　此外。查普曼的职业——他的婚姻交易带给他的一份回报——“糖果店主”则更进一步将他塑造成新的“交换”载体。站在那柜台后面,他天天进行着不计其数的“交换”。在这些不断重复的交换中,人的因素被极大地贬低了,有的只是物质交换的逻辑。在他的眼中,那些行人只是提出要求并用金钱来满足自己需要的一方,而他只是提供他们所需物品的一方。当那些老主顾来店里光顾,寒暄着:“晚上好,查普曼先生。”“你好吗,查普曼先生?”或是“照旧,查普曼先生。”他也“没有改变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店主的形象。他的回答总是:‘多多关照’或‘谢谢’。他们是顾客,他是店主。这是安排好的。在他们的印象中,他就像是个中间人,在柜台后跳来奔去,就像钱箱上的金额”(132)。 
　　他牢牢遵循这一交换模式,努力扮演好自己的店主角色。他的回答颇具公式化且离间疏远:“多多关照”和“谢谢”中没有任何私人的情感,纯然出于交换这一活动所需。于他而言,接触了几十年的顾客只是交换活动中的对象,而非独立的个体。正如他对自己的定义——“中间人”——物与物交换的中间人。这正是他对于自身“交换逻辑”的自觉认识。当查普曼离开店铺回家的时候,总是会带上一大叠证券薄、交易簿、盈亏登记薄或是帐薄。这是他扮演角色的佐证;也是他对这个家庭的责任与爱的替代品。 
　　正如麦尔科姆所述,查普曼从艾琳身上学到的特质之一,即是对物质交换的执著(Mal-colm 35)。随着在思想理念上的定位和不断强化,以及“交换”活动的持续进行,“交换”渐渐渗透至查普曼的认知系统,并被纳入了他对于生活模式化的理解。 
　　 
　　二 
　　 
　　当查普曼成了这“交换”社会的一员,也由此开始行使自己作为一名“交换者”的权利和义务,或者说实现自己的“功用”。而其中最大的功用在于:将一切纳入“交换”系统。这一系统是指物质、金钱上的交换或交易,而排斥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因为真正情感的给予或接受是无条件的。所以,当他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归结为“交换”,归结为物质交易的意识和行为时,便彻底切断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情感纽带。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14)。而当这种关系变成人与物的关系,无法以情换情时,情感就无处可在。这种情感的缺失,集中体现在查普曼与其店员、史密塞先生以及多萝茜的相处与交往上。 
　　尽管与店员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建立于物质联系上的雇佣关系。然而,在一家小小的糖果店里,这种雇佣关系应当是以相互之间的直接交流、接触为基础的,也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如伙伴关系。这里不妨以库珀太太为例。作为糖果店里的老店员,她对整家店铺及查普曼可谓尽心尽力,理应成为他忠诚且亲密的伙伴。然而,对她“长期以来的忠心耿耿,他却只是表现出礼貌的态度”(91)。“礼貌”意味着“生疏”,而不是真正的“用心”对待。事实上,他知道“在她的辛劳和坚毅之下,也守护着属于她自己的一个个梦想”(163):一个安稳的家;拥有一家小小的糖果分店;成为这家店的女主人等等。但是,库珀太太所有的努力只能归结到物质上:她永远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她“得到的只能是金钱”(38)。 
　　在查普曼这个“交换者”的眼中,整个社会都充斥着“物质交换”,人际情感交流也不例外。因此,在为自己设定的生命末日,当他试图改变自己以往的模式,试图向身边的人表现出些许温情关爱的时候,他所能做的也只是给了库珀太太及其他店员一些额外的津贴,“一百英镑”、“五百英镑”等等。这就是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情感的付出只是意味着金钱上的回报。当分完最后一封包有津贴的工资信封之后,他不由自主地喟然长叹:“清偿了”(204)。仿佛他与这些人就毫无关系了。 
　　即使是对史密塞先生,这个查普曼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他也将他们之间的交往定位为一种“交易”,或“物质交换”。对查普曼而言,每次去史密塞的理发店,其实就是一场“交易”:“他刮了胡子,史密塞就得到一小撮烟叶和几本供顾客阅读的免费杂志”(36)。即使是两人在理发过程中的交流,也被视为是一场交易。不同的是,这不是金钱、烟叶或杂志这种有形的交易,而是无形的“交换信息”:“‘威廉王子’酒吧的凯利、邮政局长福特、斯科菲尔德、汉考克……他们不都是每两周来他这里理一次发的吗?……如果在他们讲话时无意中透露了秘密,那么,作为回报,史密塞难道就不能透露点滴有用的信息吗?”(134)可以说,查普曼是以做买卖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唯一的“朋友”。甚至于对自己原本极其珍爱的女儿,他也试图通过物质,尤其是金钱上的交换挽回两人渐渐流失的父女之爱。
　　由于查普曼对于模式的执著,曾经融洽的父女之情逐渐消却。多萝茜在“洗劫了”自己的家之后便离开了,而父亲也在那一次似乎明白了女儿与这个家之间的决裂。尽管如此,他还是期盼着女儿的回归,也开始为此而行动:以一万五千英镑为“代价”试图换取她的回家。但是,她轻描淡写地回绝了这一请求。对于查普曼而言,女儿是自己当下最为珍贵的“礼物”,想要找回她,就必然付出某种昂贵的代价。在他的逻辑中,这种代价是他一生的所有——“一万五千英镑”。然而,当这一交换并不能成功时,他所能想到的代价就只能是自己的生命了。在自己设定的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不断地让自己相信:“她会来的”(9,13,122)。而且,他选择在多萝茜生日那天自杀更具象征色彩,更加体现了这种“交换”的意味:用生命去换取女儿“重生”,希冀她重新降临到自己的生活中。多萝茜可以说是查普曼最为重要的情感寄托。他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她的归来,他为重新获得自己缺失的精神情感而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只是这种努力最后还是没有跳出“交换”意识的怪圈。如果说模式化的特性使他渐渐丧失了与多萝茜之间的父女之情,那么内化了的“交换”意识使他彻底割断了与女儿的情谊,剩下的只是孤寂、悲伤和赤裸裸的“债务”关系。 
　　“交换”渐渐融入威利·查普曼的生活和意识,他把自己物化为“交换”的条件,将身边一切活动都嵌入“交换”的框架。交换逐渐成为他所依赖的模式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也自然成为他处理各种社会活动所遵循的准则:用物质来衡量一切,包括人的情感。面对他人的关心、友情,甚至亲情,他一边暖昧地接纳,一边怀着一副“欠债”的心态,用金钱或其他物品加以偿还。这正反映了其内心情感的缺失(Janik 74),表明他不会感受人的情感,也不知道如何去回应和表达情感。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以为可以了无牵扯地离开人世,却不知道那些“额外的奖金”根本无法偿清那些债务。因为情感与金钱是无法对等的。 
　　 
　　三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总是“英国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面貌的写照”(舒程38),具有极强的历史性。与此同时,里面往往也渗透着一定的道德性和伦理关怀。正如斯威夫特在一些访谈中所坦言的,自己“更多的受到了英国小说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③因而会在历史现实的描述中加入自己对于人类和社会的深邃思考。《糖果店主》正是他的这种历史性与道德性的绝佳结合体。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经济变化的轨迹,也揭示了人们在此过程中的思想与生存状态。威利·查普曼这一形象正是身处这个社会时期的人类群体的代表。他的思维、疑惑、困境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 
　　斯威夫特并未将查普曼简单塑造成一个沉溺于模式化生活的溃败者,而是赋予了他一个鲜明的“交换者”形象——个属于商业社会中日益庞大的“商业化’’群体而又兼具浓厚的物质交换意识的“消费者”。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英国的物质生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小说中所描绘的私人轿车不断普及、房地产业蓬勃兴起、家居装饰等非必需消费品大行其道的一幅幅画面,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物质高度发达、商贸日趋繁荣的商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在这个“物”无所不在的社会中,一切活动都是以物的交换为准则,物成了一切的所指。人们“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符号/物品上”(蒋道超666),用物品交换代替了情感的交流。因此,查普曼的一切都被划入了“交换”的范畴:婚姻成了一场交易,女儿成了交易的砝码,而自己成了交易的代价,甚至企图将情感变成交易的对象。物的充斥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他们不明白情感绝不能成为交易的对象,因为这种交换本身排斥任何感情因素。查普曼不能去爱,不能去关心别人,面对别人的关心也只能以金钱为报;即使面对自己的女儿,他也只能用自己的所有——包括自己的生命——去挽回,却忽略了那是需要心与心的交流,而无法用商品交换方式来实行的。最后,当他按照自己无法挣脱的模式化设定独自在家里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这是何其悲凉的一幅画面!他渴望情感的充实,却始终没能冲破铺天盖地的“商业交换”所编织的铁网。他孤寂却无奈的一生,成为商业与物质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生活的缩影。有评论家称《糖果店主》是“战后最为令人哀伤的小说”(Malcolm 24)。这种哀伤正是来自于迷失了自我却永远得不到救赎的遗憾与悔恨。 
　　斯威夫特塑造了威利。查普曼这一极具悲剧色彩的现代人形象。在他身上,交换与模式化两种特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交换是模式的内容;同时也是模式的保证。然而,正是这种渗透于模式化生活中的交换意识造成了他的孤寂、自我迷失、以及最终的自我灭亡。这是社会的悲剧,现代人的悲剧。整部小说着眼于现代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物之间、个体与历史之间连续性关系的断层(Lea 18)。而查普曼则是这种种关系与矛盾的实体化体现:物的膨胀与历史的更迭竖起了层层屏障,横亘在个体与个体之间,阻碍着他们的交流。尤其是,物质充斥着生活的各个角落,将人类生活中不确定的、无从解释却又是最本真的情感排除在外,使人失去其最为珍贵的组成部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斯威夫特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世界的思索与探究。 
　　 
　　注　解 
　　①例如,温博格认为,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沦于交换逻辑的现代社会骇人画面”(Winnberg 76);麦尔科姆在其《理解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一书中,亦指出小说中充满了对“物质交易、金钱和物质交换的指向”(Mal-colm35)。 
　　②本文引用的作品均出自Graham Swift,The Sweet-Shop Owner(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85),汉译均由本文作者自译。以下凡引用作品,只注明原文的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③参见丁晓红译:“格雷厄姆·斯威夫特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4(2003):